毛泽东与彭德怀的诀别（尹家民）
岁月更迭，我国历史在跌宕起伏中不断前行。1965年9月21日，彭德怀亲笔致信毛泽东，恳求获准返回农村。信件于当天下午送达毛泽东手中。毛泽东阅毕信函，于次日清晨7时半，指令秘书拨通彭德怀的电话，约定他于8时半进行会面。彭德怀考虑周全，回应道：“主席通常在夜间办公，上午则需休息，我晚上再来拜访。”秘书却答道：“请您上午准时前来。”
彭德怀随即乘车前往，于8点15分抵达颐年堂。此时，毛泽东已在门口热切等候，一见彭德怀走近，便早早地伸出了双手。
两人相握，目光交错的瞬间，毛泽东的目光轻轻掠过彭德怀那黑瘦的面庞，以及他那斑白的双鬓，流露出几分感伤，轻声说道：“离别数载，你似乎更显沧桑了。”
彭德怀强颜一笑：“此番前来，自是有要事相商。”
毛泽东轻笑一声：“我早已在此等候，未曾入眠。昨日下午便收到你的来信，得知消息，兴奋至极，难以入眠。”他稍作停顿，接着说道：“你啊，性子颇为固执，数年未见你写信，一旦动笔，便是洋洋洒洒的八万字。今日少奇、小平、彭真同志也即将到来，稍后便齐聚一堂。周总理因需前往迎接西哈努克，故未能莅临，我们不妨一同畅谈。”
毛泽东对彭德怀言道：“当前我国正致力于大三线的建设，以备战事。其中，西南地区的投资比例尤为突出，战略地位至关重要。你前往西南区域担任领导，实乃适宜之举。未来，你亦有望率军出征，借此机会重拾荣誉。”
彭德怀回应道：“我对工业一窍不通，全然缺乏相关知识，在政治工作中也显得力不从心。”
两人在院子里边走边谈，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到的三条保证，毛泽东说：“你说的三条保证，后面两条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你的问题让历史作结论吧。”又说：“庐山会议是历史的插曲，已经过去了。要振作精神向前看。”
大约在8时40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依次抵达。众人稍作闲聊，随即步入正题。毛泽东发表见解：“彭德怀同志若赴三线，或许能有所作为。需建立党的统一领导，并设立三线建设总指挥部，由李井泉担任主官，彭德怀担任副职。此外，程子华亦在其中。”
彭德怀仍旧坚定地表示拒绝：“我对工业领域并无深入了解，加之时日紧迫，恐怕难以胜任，我更倾向于前往边疆从事农业工作。”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共同劝慰他，指出工业领域普遍缺乏专业知识，大家都在不断探索与摸索之中。
毛泽东环顾四周，语气坚定地说道：“彭德怀同志前往西南区，这是党的既定方针。若有人持有异议，欢迎他们与我进行沟通。我过去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对态度是坚决的，而现在对他的支持则是出自内心深处的真诚。”
毛泽东的这几句箴言，对彭德怀产生了深刻的触动。（详见《彭德怀传》与《一个真正的人》两书。）
毛泽东指出：“对待老彭的态度应采取辩证分析法，我个人亦是如此。”他回忆起过去：“在立三路线时期，三军团的干部曾对是否渡过赣江表示反对。但彭主张渡江，并坚决执行，最终成功渡过。在击败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过程中，我们合作默契。面对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彭德怀迅速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至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手中，三军团前委会亦召开会议，发表宣言反对‘富田事变’。在反对张国焘分裂的斗争中，彭德怀也是坚定不移的。解放战争时期，西北战场的战果亦值得肯定。仅以少量军队击败国民党胡宗南等强大军队，此事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我的选集中还保留着你的名字，为何一个人犯错误就要否定一切呢？”
毛泽东转过身来，面向坐在身边的刘少奇，语重心长地说：“请少奇、小平同志即刻召集西南地区的同志们召开一次会议，务必将问题阐述明白。若有同志持有不同意见，可让他直接来找我进行交流。”
经过长达五个半小时的交谈，毛泽东在连续一晚辛勤工作后，未及稍作休憩，亦未进用早餐，便与彭德怀及在场的同仁共进午餐。餐后，毛泽东的面容中透露出些许疲惫。彭德怀依依不舍地起身，向毛泽东以及在场的同志们一一告别。
重返吴家花园，彭德怀内心依旧难以平复，便立刻提笔，将他与毛泽东的对话内容详细记录下来。
“主席确实深知我。”彭德怀重拾往日那份豪迈与得意。然而，在与毛泽东分别之际，毛泽东的一番话再次在他心中投下了新的阴影。分别时，毛泽东突然提问：“你曾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向我提及欲与刘少奇同志进行斗争，莫非你是加入了‘高、饶反党集团’？”
彭德怀当时并未深究，事后回想起此事，心中满是困惑。事实上，毛泽东此后始终坚信彭德怀涉嫌“勾结外国”，且与高岗同流合污，意图“篡夺权力”，这一信念最终导致了他与彭德怀的和解之路无法达成。
会议中未见周恩来身影，心中总觉不甘。自毛泽东处返回，接连几次拨打周总理的电话，均被告知其不在家中。放下电话，心中不免有些感伤：“人人皆忙，而总理更是忙碌。唯有我彭德怀，竟闲置了六年之久，惭愧至极！”
那日，午间时分，他正进餐之际，周恩来总理亲自拨通了电话，急切地邀请他即刻前往中南海西花厅。彭德怀即刻召唤车辆，然而司机恰巧不在家中。他心中焦急万分，无奈之下，只得向周恩来总理回电：“总理，我乘坐的车辆已无法承载，只好改日再亲自拜访。”
周恩来在电话中言道：“你的车辆承载力不足，那便启用我的车辆来为你载行，这不正是所谓的‘舍车保帅’之道吗！”
于西花厅，周恩来与邓颖超热忱地接待了彭德怀，并关切地询问了他过去六年的生活状况。彭德怀向他们详细描述了与毛泽东会面的经过。周恩来听闻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感慨地说：“的确，庐山之事后已六年，这段经历让我们得以清醒。我们必须认真进行反思总结。正如主席所言，我们不应分道扬镳，而应团结一致，正如‘风物长宜放眼量’所言，我们面前还有无数伟大的事业等待着我们去实现。”
彭德怀感慨道：“自六年前起，我无时无刻不在期盼着重返工作岗位，我确实是难以忍受这份闲暇。”
周恩来向他详细阐述了三线建设的进展情况，并叮嘱他务必留意以下几点，同时勉励彭德怀振奋精神，继续为人民群众贡献新的力量。
彭德怀走了，满腔热情地投入了三线建设的战场。他本想把自己的余生都献给这里的土地和事业。谁知还没等他施展才能，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风暴再次将他推上浪尖。1966年12月24日，他被北京来的红卫兵劫持走了。
局势突变，西南建委的杨焙稍作沉思，便说道：“看来，应当拨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进行汇报。”
他要通了长途台。
破晓时分，6点钟刚过，西南建委与总理办公室的通话顺利接通。周家鼎秘书在听完杨焙的详细汇报后，立刻将此事紧急上报给了周恩来总理。（详见《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周家鼎所著《总理风格如是说》）
周恩来询问：“彭德怀同志目前身处何地？”
“被红卫兵绑架，下落不明。”
周恩来惊问：“何处红卫兵？”
“北航‘红旗’。”
“他们的行动真是迅捷！”周恩来眉头紧锁，略一皱眉，随即下令：“即刻通知西南建委以及成都军区，立即搜寻彭德怀同志，一旦找到，务必将其妥善保护，并迅速向中央汇报！”
周家鼎仔细记录周总理指示。
以中央及我之名义，向西南建委、北航“红旗”的同学们、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发去电报：中央批准彭德怀同志返回京城。然而，须严格执行以下三项规定：一、由成都军区派遣部队与红卫兵协同护送彭德怀同志进京。途中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截留，并对彭德怀同志保持绝对尊重，严禁任何侮辱性言行，确保其人身安全；二、彭德怀同志不得乘坐飞机，成都军区需派出部队在北京火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其生活与学习事宜。请北航“红旗”的同学同时接到通知。各相关单位务必严格遵守以上规定，切实保障彭德怀同志的生命安全，对此，各单位需向中央作出明确承诺。
周家鼎特地指派北航“红旗”人员接听电话，强调他们需全力配合西南建委执行总理的指示。随后，他立刻返回办公室向周恩来询问：“总理，是哪位负责同志接听了成都军区的电话？”
周恩来：拨电话给黄新廷司令员。
“他已被囚禁。”
“找甘渭汉政委。”
“他也失去自由了。”
“是韦杰负责吗？”
韦杰副司令员暂负责。
"立即通知韦杰。"
周家鼎随即告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需前往总理办公室领受新任务。鉴于傅崇碧正主持一场会议，他委托政治部主任周述清代为接收这一任务。
周述清抵达后，周恩来立刻作出指示：“立即着手组织卫戍区的力量，近期内安排好彭德怀同志的到来，并负责他的日常起居与学习，确保专人负责。务必派专人前往火车站迎接，绝不允许红卫兵将其夺走，对他造成伤害。遇到任何问题，必须及时汇报。”
周述清离去之际，周恩来郑重地对周家鼎说道：“务必密切关注西南地区的最新动态。”
1966年12月27日，夜幕降临，大约8点钟，彭德怀乘坐的列车缓缓驶入北京。北京卫戍区派遣警卫处参谋王金岭负责彭德怀的日常生活与学习事宜，他与周述清一同抵达车站。此时，车站已被风传消息的红卫兵包围，他们意图拦截彭德怀。王金岭与周述清与红卫兵僵持了整整一小时，仍未能成功将彭德怀带离，最终只得同意由红卫兵头目拨打电话向上级“中央文革”请示。
此刻，中央文革小组与政治局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紧急会议。戚本禹在接到红卫兵的通知后，兴奋地向与会者报告：“彭德怀已被红卫兵押解至北京站，现正咨询处理意见。”
周恩来迅速起身回应：“我已经下令卫戍区着手处理此事，他们将会负责接待，并全面负责他的生活和学业管理。”
“尚未接到卫戍区的来电，电话是由地院‘东方红’的同志所打来的。”戚本禹紧握话筒，继续深入地寻求他们的看法。
周：“卫戍区无人接应？”
戚本禹转身，再次对话筒喊。
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了事态的异常，遂悄然退出会场，并叮嘱周家鼎迅速拨通傅崇碧的电话。与傅崇碧通话后，方才得知事情的原委：竟是戚本禹暗中挑拨，假借中央的旗号，要求卫戍区将彭德怀移交红卫兵手中。周恩来随即指示傅崇碧即刻派人将人质解救出来。
周恩来在办公室严肃地召见了戚本禹，厉声质问：“戚本禹同志，你意识到你的行为可能带来何种严重后果了吗？若你认为自身权力不足，那便试试看取而代之，将总理之位以及中央的权力全部揽入怀中！”
28日的拂晓时分，傅崇碧接到了“中央文革”打来的电话，内容是彭德怀将由北京卫戍区和红卫兵共同负责管理，并希望卫戍区能够立即派遣代表与红卫兵进行协商，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在上午11点钟，彭德怀乘坐了卫戍区的大轿车。
29日清晨，周恩来亲自拨通了傅崇碧的电话，详细了解了彭德怀同志的“监护”状况。随后，他再次明确指示：彭德怀同志的居住地点必须严格保密，确保其安全万无一失。他强调，严禁发生武斗、游街以及逼供信等行为。
主席：
遵命前往三线建委，除担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曾承担其他任何职务，实感有负您的厚望。于12月22日夜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拘捕，并关押于该部成都分部。次日，转至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处，于27日被押解至京城，目前正与红卫兵一同被中央警卫部队看管。在此，向您致以最后的敬礼！愿您福寿绵长！
彭德怀
1967.01.01
彭德怀在致信毛泽东之际，其本意无疑是欲使毛了解自身的困境，同时心中亦预感此乃“末班车”。步入二月，文革狂飙横扫万物，众多资深干部相继倒台，卫戍区的“监护”职责亦随之加重。周恩来指示傅崇碧严格遵循以下五项规定执行卫戍区各监护点的工作：一、禁止举办万人以上规模的斗争集会；二、禁止使用喷气式等暴力手段，禁止殴打、挂牌示众、游街示众、逮捕或擅自放行；三、允许病人就医、理发和洗浴；四、每日允许释放20至30分钟新鲜空气；五、哨兵需驻守于门外。
得益于这些详尽的安排，即便外界局势动荡不安，被实施“监护”的彭德怀也并未遭受后来那般非同寻常的虐待与摧残。
然而，彭德怀已工作数十年，今朝却只能在狭小不过几平方米的居室内读书自学，撰写交待材料，如此境况让他内心难以承受。一日，王金岭特意将侄女彭梅魁赠送的水果、补品以及一台收音机秘密地送至他处，但他毅然决然地拒绝接受。他向王金岭哀切地请求：“王参谋，请你为我向毛主席、周总理递交报告，请他们忘却我彭德怀，请他们不再认识我，让我返回故里，回归农民生活。若我罪孽深重，超过了功绩，那就直接将我处决吧！在这里，我真的无法再待下去了！”
王金岭诚恳地劝慰道：“老人家，这确实让我颇感棘手。一个人的过往，既非其个人意志所能单方面确认，亦非他人所能随意否认。何况，如今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风云变幻之际，社会上下动荡不安。或许待到局势趋于平稳，毛主席或许会重新想起您，那时或许能有机会重返工作岗位。”
彭德怀似乎找到了些许慰藉：“那便如此，我静候佳音。只要主席召唤我投入工作，我定会毫不犹豫地再次投身西南三线的建设。哪怕在梦中，我也常梦见自己重返那片热土！”
1967年4月18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吸引了彭德怀的视线。报道内容涉及国际镁产品市场销售动态。彭德怀随即挥毫，给周恩来总理寄去了一封亲笔信。
总理：
日前翻阅《人民日报》之际，不禁回忆起去年四月赴石棉矿厂（位于安顺场下游约二十公里处）进行考察的经历。当时发现，该厂矿渣堆积于大渡河两岸，未曾得到有效利用，已有不少流失。这些矿渣富含钙、镁等元素，其次是磷，以及其他多种矿物质。经过加工，这些矿渣即可转化为优质的钙镁磷肥，用作农作物底肥效果极佳。石棉矿渣（即矿余）占比高达95%，年产量可达四五十万吨，加工设备简单，成本自然十分低廉。然而，此事或许会被搁置一旁。此类小事本不应打扰您，但鉴于我不知应向何人告知，恳请您谅解。在此，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永享安康。
石 穿
1967年4月20日晚上
彭德怀选用其青年时期的名字签名，背后定有深意。而此时，周恩来正忙得不可开交。年初召开的生产经济计划会议上，原本预定出席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陶铸等人均未现身，只剩空椅。在这种沉闷的氛围中，周恩来焦急地期盼着主管工业的余秋里能够尽快到来。他低声自语：“现在负责生产的工作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然而，等待他的却是秘书的低声报告：“余秋里同志正在接受批判。”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彭德怀充满期待的信件，周恩来又能有何作为呢？
他不忘彭德怀。
在1971年国庆节来临之际，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明确指示，卫戍区向各“监护”点发出通知，要求在现有条件下尽力营造欢乐的节日氛围，改善日常生活的各项条件，并确保每个人的人身安全。同时，所有法西斯式的审查手段必须予以彻底废除。
彭德怀被置于监护之下，生活仿佛漫长难耐。随着春节的临近，他的心情愈发紧张。令人不解的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送来了礼物——糕点和罐头。在接过礼物的同时，彭德怀不禁向守卫询问：“小朋友，这罐头是你购置的吗？”
哨兵回应道：“非也，乃是国务院管理局所派，人手一份。”
“国务院？”
是的，周总理让送的。
“总理，他没忘记我们……”
他紧握着手中的礼品，老泪纵横，难以自抑，在原地久久伫立。他的口中反复低语：“总理啊，满腹话语，我欲倾诉于您，亦欲向主席表达。为何迟迟不肯放我离去？”
近些年来，彭德怀实际上已沦为一位受软禁的政治犯。在长达十余年的专项审查期间，鉴于缺乏“通敌叛国”的证据，且审查委员会主任贺龙本人亦沦为审查对象，最终不幸先于彭德怀遭受迫害而离世，彭德怀的专项审查随后转交给了黄永胜负责。1970年，“彭组”三次提交了《关于反党头目、通敌叛国罪行的审查报告》，将“通敌叛国”、“篡党篡国”以及“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等罪名强加于彭德怀身上，并对这位国家缔造者提出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处分建议。幸运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审阅后均未发表任何意见。因此，彭德怀的案件始终未能最终定论。
严苛的监管与残酷的审讯，最终将这位坚韧不拔的汉子击垮。自1972年起，他频繁出现便血症状。直至次年四月，他才被送往医院接受检查，不幸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这不禁让人感叹，他可谓是因性情直率而英年早逝。
要求三零一医院的医务人员立刻研究手术方案，全力以赴进行救治。
4月18日，医院向专案组发出紧急通知，强调“145号”患者必须立即接受手术，否则将面临生命威胁。面对这一情况，专案组不得不向周恩来同志提交了报告。周恩来同志在审阅后批示：彭德怀同志的情况尚未查明，手术安排务必不受影响，务必确保安全顺利进行。
尽管卧病在床的彭德怀态度坚定，他毅然拒绝接受手术。面对专案组成员，他怒斥道：“除非你们彻底查明我的问题，否则我绝不同意进行手术！”
专案组成员劝说道：“这案件是毛主席亲自定夺的，没有他老人家点头，任何人都难以擅自做出决定……”
“让我见毛主席！”
“这难道不是在考验我们的能力吗？事实是，手术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准，难道这还不能让你放心吗？”
“既然如此，请准许我拨通总理的电话，我有重要事项需要向总理汇报。”
“这太无理了！”
“不对！我这是正确反映客观事实，我在庐山讲的是真话，我没有错！我到死也不认这个账！不给我把问题搞清楚我死不瞑目！”他还想用自己最后一口气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他坚持要在做手术前见一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以讲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后经侄女彭梅魁反复劝说，他才勉强同意先做手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不断地申辩：“我没有里通外国！我自己犯有许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在风雨飘摇的中国之冬，可能毛泽东、周恩来都已无暇或无心顾及彭德怀了，整个中国都已乱了方寸，他们面前的乱麻已经多得难以理清：毛泽东感觉到“天下大乱了”，自己“已经收到马克思发来的请帖”；而周恩来的处境更加困难，已经时时准备“入地狱”了。尽管我们无意苛求两位伟人，庐山的那场风暴也不是他俩的“合谋”，但庐山会议确是一段无限的悲剧“风光”。彭德怀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去世。当今天我们能公正地评价这段历史时，“始作俑者”们都已纷纷作古，而这段繁杂的“历史的插曲”，给后人留下了苦涩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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